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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1951,夏令营的况味

2019/9/11 22:50:55

【老照片】1951,夏令营的况味

1951年初夏,上海北站,列车即将启动。一位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从列车车窗探出身子,面带得体的微笑,略略低着头,接过同龄人争相递上的笔记本,用尚属稚嫩的笔迹签下自己的名字:“杨一芗”。

 

作为新中国少年儿童队队员,杨一芗代表全上海的少年儿童,先是前往北京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少年代表汇合,于当年六月中旬一起前往苏联阿尔迪克夏令营。三个月后,小姑娘载誉而归。

 

如何“载誉”?且看当年11月《解放日报》的报道:

 

“上海少年儿童队员代表一千五百多人,于三日下午三时在敬业中学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热情地欢迎参加苏联阿尔迪克夏令营回国的中国少年儿童队员代表。当回国队员代表杨一芗和青年团华东工委少年儿童部副部长蔡怡曾同志到达会场时,两个活泼天真的队员便飞也似的奔向她们,把象征着和平幸福的鲜花庄重的献给她们,这时全场队员们热情地鼓掌欢呼,到会的松江队员代表紧握着杨一芗的手说:你是我们最最亲爱的同志,我们不怕路远,特地赶来欢迎你。”

 

从出发到归来,这位少女享受到了如今日明星版的待遇。之所以如此,全因她参加了由苏联老大哥组织的夏令营。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夏令营是对好学生的嘉奖,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夏令营”这三个字背后的意味,远远要深厚的多——如同那个时期原本寻常、却被镀以政治色彩金边的其他事物一样,少年人的夏令营,同样需要承载政治意涵。

 

杨一芗或许并不知道,就在她前往苏联的同时,还有两队小伙伴,分别前往保加利亚和东德。五十年代初,在世界冷战格局下,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派出优秀的少年儿童代表,前往“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其他国家参加夏令营,与其说,这是对杨一芗和其他优秀的小伙伴们的嘉奖,不如说,他们是被精心挑选的信使,他们身上,代表着新生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受到的优待,是因为中国;他们参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也是为了回去后把中国建设得一样好。

 

前往保加利亚的上海少年代表郑振瑶,似乎对自己的身份和重任非常了然,次年的5月30日,他/她在《解放日报》上撰文,回忆这段难忘的夏令营经历,其中写道:

 

“在巴尔其克旅行的时候,在山坡上有一个看上去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小孩子,她跑到我们面前说:“向毛泽东致敬!”这一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她这么小,甚至连话还说不清楚,这么小就知道“毛泽东”,这是多么的感动人呀!这种荣誉是属于中国人民和亲爱的毛主席!”

 

和1951年充满丰富政治意涵的国际夏令营相对照,上海于同年举办的第一届少年儿童队夏令营,目标就“接地气”多了。从现有报道来看,本届夏令营的主要目的似乎是——增重——是的,你没有看错,和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的“胖墩夏令营”相反,上海第一次举办夏令营的主要成就,是“有一百九十二个队员得到了半个月的休息和教育,在离营时每个人的体重平均增加了0.8公斤,最多的增加二公斤多。”

 

上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举办的夏令营,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毋宁说是最接近于“锻炼身体,开阔眼界”这一夏令营本质的“黄金时期”。比如,1954年的上海市第四届少年先锋队夏令营,八百多名少先队员学游泳、射箭、露营,“并做适量的体力劳动,学习照料自己的和集体的生活”。爱好科学的少先队员,参观工厂和船舶,采集田野里的植物、昆虫;爱好文艺的队员们,可以欢欣地歌唱、舞蹈、朗诵诗歌,此外还要学习做小记者、小画家,把亲身经历的美丽的夏令营生活记载下来。

 

这种变化,除了体现出新中国对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视之外,同时也是大时局变迁的微妙折射。就在杨一芗和她的小伙伴从苏联载誉归来后的七八年间,中苏关系迅速恶化,对于当时的主政者来说,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特别是身体健康,自然是和国家的安全和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到了六十年代,局势进一步紧张起来,于是相应地,比锻炼身体更加“高阶”的军事元素也开始渗透进夏令营活动。1964年的夏天,上海市体委、警备区、团市委、市总工会和教育局等单位联合组成了军事野营办公室,各种充满尚武精神的夏令营在基层开展。训练的内容包括:射击、投弹、利用地形地物、站岗放哨、防空演习,等等。

 

这种军事化野营训练模式,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时候的野营训练,早已不再是夏季暑期的专属项目。近日《解放日报》“朝花”版曾有当年参加过野营训练的作者回忆1971年4月参加野营的经历:

 

“转眼到了1971年3月25日,校红小兵团李老师在动员中透露4月初野营。4月10日,学校放野营人员休假一天。11日,一个敌人专爱发动突然袭击的星期日。上午六时到校集合,卢学20团踏上征程。做学生的谁不想离开课堂到外面走走……与部队练‘走、打、吃、住’不同,根据中央和市革委会要求,学生是要达到‘五会’——‘学会吃饭、睡觉、行军、放哨、学会防空防毒防原子武器’。父亲以新四军老兵的要求传授给我九个字:吃得下,睡得着,拉得出。”

 

“夏令营”三字从字面解,应该是和流萤飞舞、夏虫齐鸣有关的少年人的仲夏夜之梦,然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过去几十年中,这个词似乎又总与其他元素裹挟在一起,除了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军事因素,到了九十年代,又成了刻意“找差距、看对比”最佳载体。

 

1995年夏天,石门二路街道组织所在地区四所中学的中学生到农村参加“吃苦夏令营”。在《解放日报》一篇2500字的报道中,充满了市区学生骄娇二气与农村同龄人吃苦耐劳的对比:市区学生因为怕虫不敢夜宿农家、不吃农家菜吃自带八宝粥、甚至,连自带防晒霜也成了一条“罪状”。在城乡差距尚较明显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区学生和农村学生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眼界、学识上,也体现在生活习惯上。两相比较下前者显露出的娇气、怕吃苦固然是事实,但客观而言,这样的报道笔触、这样的夏令营,似乎也难免有过于“两分法”之嫌。

 

不过,更著名的“对比式夏令营”则发生于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来到内蒙古,与30名中国孩子一起参加一个草原探险夏令营。次年,在作家孙云晓的长篇纪实文学中,日本孩子的坚忍和中国孩子的娇惯形成了鲜明对比,并引起广泛讨论。

 

对于大多数并未参加过此次夏令营的80后的中国孩子来说,这场著名的由舆论构建的夏令营,让整整一代人多年来背负着过于沉重的包袱——而直至今日,相当一部分80后已各自成家立业,甚至开始初尝中年之艰辛,面对沉重的生活压力,以及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头顶的“延迟退休”等等,他们才惊觉,当年被草率判定为“垮掉一代”的他们,或许恰恰是最忍辱负重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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